绿牌

报案在第三天又来了。这次是香坊区，一个在建筑工地干活的瓦工，在工地门口被两个穿军装的人拦住，说有一批军用棉大衣要处理，质量好，便宜卖。他掏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两件，拿回去发现棉絮是黑的，还有乱七八糟的布条子，根本没法穿。他找到工地旁边的派出所报了案，派出所把情况转到了省厅。

　　陆卫东坐在办公室里，把三起报案的时间地点在笔记本上列了出来：南岗区、道外区、香坊区。顺序是顺时针方向，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，每天换一个地方。他们的路线应该是提前就固定的，没有折返，也没有重复。他把笔记本合上，叫上雷明和孙有才，分头去三个区的交界处碰一碰运气。

　　下午，孙有才在道外区和香坊区交界的一条老街上发现了那辆吉普车。停在路边，绿色的漆面有些旧，前保险杠上挂着一副绿底白字的民用牌照。他蹲在街对面一家杂货店门口，装成等车的样子，隔着街道看见那辆车。车里没人，但车后座上放着几个纸箱，用旧军毯盖着。他记下车牌号，没有靠近，继续蹲了一阵。大约四十分钟后，两个穿军装的男人从旁边一条巷子里走出来，一人手里拎着一袋东西，上了车，发动引擎，朝北开走了。孙有才等那辆车驶出一段距离，才不紧不慢地跟上去。

　　吉普车在路上开得不算快，有时在红绿灯前等一会儿，有时在路边停一下，像是在查看周围环境。孙有才骑着借来的自行车，隔着一两百米跟在后面，保持着不会被注意到的距离。跟了大约半个多小时，吉普车拐进了一片老居民区，在一栋灰砖楼前停了下来。两个穿军装的人下了车，从后座搬下几只纸箱，搬进了楼里。孙有才在巷口停下自行车，记住了那栋楼的位置和门口的特征，然后折返回去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陆卫东坐在办公室里，把这几天的线索在地图上重新捋了一遍。那辆吉普车和两个穿军装的人在三个区之间依次移动，中间没有停顿，也没有折返。他们的路线是有计划的，每天只在一个区域活动，不逗留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陆卫东带着雷明和孙有才去了那片老居民区。那栋灰砖楼在一条窄巷的尽头，楼门敞着，楼道里光线很暗，墙面上刷着斑驳的绿漆，已经脱落了大半。三人没有直接上楼，先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观察周围的情况。他在一楼楼梯拐角看见了几道刮痕——像是箱子边缘蹭过墙面留下的，痕迹很新。

　　他上了二楼，在走廊里走了一段，在一个门口停下来。门是旧的木门，漆面已经斑驳，但门框边缘有一道新的磨损痕迹，和楼下那些刮痕高度一致。他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应。又敲了两下，还是没有回应。他侧过头，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，屋里有极其轻微的声响，像是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，然后迅速安静下来。

　　陆卫东退回两步，没有继续敲门。他让雷明守在楼道口，然后带着孙有才下了楼，在楼对面的一个墙角蹲了下来。太阳渐渐升高了，把灰砖楼的影子收了一截，又从对面楼房的屋顶斜斜地照过来，在两人面前的地面上铺开一层暖黄色。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。一个人从楼里出来，穿着军装，没有戴帽子。他没有往路口走，而是拐进了旁边一条更窄的巷子。陆卫东让孙有才跟上去，自己继续蹲守。

　　孙有才跟了大约二十分钟，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叠好的纸片：“他进了巷子尽头一间平房，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，空着手。我在他进去的时候从窗口往里看了一眼，里面堆着几个纸箱，和吉普车后座上的那种一样。”他把纸片递给陆卫东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地址，字迹潦草但清晰：“庆丰街47号，后院仓库。”

　　陆卫东把纸片收好，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确认那个人没有再回来，才站起来，带着雷明和孙有才绕到了那间平房的后巷。庆丰街47号是一栋带院子的旧平房，院墙不高，墙头上长着杂草。院门锁着，但锁不是那种结实的挂锁，只是普通的弹子锁，锁体表面已经生锈了。陆卫东让雷明在巷口守着，自己和孙有才翻墙进了院子。院子不大，地面是压实的泥土，墙角堆着几只空纸箱。后门虚掩着，他推开门，里面是一间大约二十平米的仓库。光线从一扇积满灰尘的小窗户透进来，照亮了靠墙堆放的一摞摞纸箱。纸箱上没有标记，但打开其中一只，里面整齐地码着一双双军用胶鞋，鞋底厚实，鞋面崭新。他又打开另一只，里面是叠好的棉大衣，深绿色的，领口缝着人造毛，看着很像一回事，但用手一捏，棉絮松散，没有正经军用棉服那种压实的重量感。

　　陆卫东从一只纸箱里抽出一双鞋和一件大衣，放在地上翻看了一下。鞋底边缘有一道模糊的压痕，模模糊糊的标记，像是某个南方小厂的印记，不是标准军需物品件。棉大衣的内衬缝线也不均匀，有的地方密、有的地方疏。他把东西放回原处，没有动其他箱子。他在墙角一张破桌子下面发现了一本翻开的旧账本，纸张泛黄，封皮已经没了，但里面用圆珠笔手写着几页记录，日期从今年三月开始，列着“胶鞋进货”“大衣进货”“手套进货”几栏，数量从几十到上百不等，后面跟着日期和价格。

　　孙有才蹲在他旁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地方比那间出租屋大得多，存货量也大。如果那辆吉普车只是送货的工具，那这里是他们的仓库。”

　　陆卫东把账本放回原处，站起来：“那就先不动这地方。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找到这里了。”

　　当天下午，他去了车辆管理所，调出了那辆吉普车的登记信息。牌照是真实的，挂在哈尔滨一家运输公司名下，但这家公司去年已经注销了，车辆没有办理报废手续。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说，这种情况不常见，但不排除有人买下了注销车辆后继续上路。陆卫东把那张登记信息夹进笔记本里。

　　傍晚，王淑芬正忙活灶台，火光照着她的侧脸，把额前的碎发映成暖黄色。他走进灶房，在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喝了一口，把瓢放回缸沿上：“明天我可能要晚点回来。”王淑芬没有回头，又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：“又有案子？”他说：“有疑惑冒充军人的骗子。已经摸到他们的仓库了，明天打算再去看一眼。”她站起身，把锅盖盖上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：“你自己小心点就行。”

　　第二天上午，陆卫东带着雷明和孙有才再次去了庆丰街47号。这次他们带了搜查令。雷明翻墙进去开了院门，三个人进了仓库。纸箱的数量和昨天一样，没有减少，也没有增加，但在墙角一块松动的水泥砖下面，他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包好的东西。打开油布，里面是一副老旧的军用牌照，白底黑字，边缘已经磨损，但号码还能辨认出来。他把牌照翻过来，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日期，字迹已经褪色，但能看清：“1985年6月。”

　　陆卫东接过牌照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想，那副绿牌吉普不是他们的第一辆车。他们手里还有一副军牌，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换上，也可能一直留着备用，等需要从货场提货或者穿过检查站的时候才用。没有在这批账本里找到任何与“清心功”相关的标记。现场找到的物品和传单不相关联，像是独立运作的一个骗局——同样伪装身份、同样流动作案，但目的单一，只为了钱。他合上账本站起来：“先把人找到。货在仓库里，他们一定会回来补货。把那栋灰砖楼和这间仓库都盯住，不能让他们再上街骗人，等他们回来取货的时候收网。”

　　当天下午，雷明和孙有才分别蹲守在灰砖楼和仓库附近。天黑之后，灰砖楼二楼那扇窗户的灯亮了一阵又灭了，没有人进出。仓库那边也没有动静。第二天凌晨，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，一辆绿色吉普车从主路拐进了庆丰街。雷明从对面的车棚里看见了那辆车，车灯没开，车速很慢，像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人。他让孙有才从侧面包抄，自己从正面靠近。吉普车在仓库门口停住，驾驶座上的人没有熄火，副驾驶的人下了车，走到后门掏钥匙开门。就在他弯腰开锁的时候，雷明从车棚的阴影里走了出来：“别动。公安。”那人猛地直起身，看了一眼雷明，转身就要往巷子里跑，被孙有才从巷口堵了回来。驾驶座上的人反应更快，一推车门就要跑，被雷明一把按住后背压在了引擎盖上。两个人的手被反剪在身后，铐上了。

　　当天下午，陆卫东在省厅的审讯室里问出了结果。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。开车的那个叫刘志国，另一个叫赵德胜，都不是哈尔滨本地人，长期倒卖假冒军用物资。这辆吉普车是从一个已经倒闭的运输公司买来的，当时那家公司正在清盘处理资产，他们花了一笔钱拿到了车和一套还未过户的牌照。货物是从南边进的，有稳定的进货渠道。他们卖的时候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，卖完一个区就换一个区，以免被人记住。他们不跟“清心功”有任何关系，也不认识发传单的人。

　　陆卫东把笔录合上，暂时没有追问更多。他听完了他们的供述，确认他们发不了传单，也没有任何与“清心功”相关的物证。他回到办公室，把庆丰街的卷宗和“清心功”的材料分开存档，放进了两个不同的抽屉里。当天晚上，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志平正在客厅里写作业，听见门响抬起头：“爸，抓到了？冒充军人的坏人？”陆卫东走到他旁边坐下，隔了几秒才回答：“抓到了。”志平又问：“那他们是骗人钱的，还是发传单的那种？”陆卫东看了他一眼，也隔了几秒才回答：“骗人钱的。发传单的那种还在查。”志平没有追问，低头继续写作业。陆卫东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，看着窗台上那盆干枯的茉莉花，枝干在路灯的映照下呈暗褐色，边缘微微卷起。他走到窗前，伸手碰了一下最顶端的那根细枝，干枯的枝条在他指尖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又恢复了静止，然后转过身，走进了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