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信

　　“准备后天走。秀兰跟我一起回北京，她说美术馆那边年后有整理库房的任务，她想去搭把手。”

　　王淑芬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那她住哪儿？”

　　“先住我家院子。我家院子大，妈已经把厢房收拾出来了，离美术馆也近。”

　　王淑芬没有再问，转身回了灶房。水龙头打开的声音响了一会儿又关了，她端着洗好的碗出来，放回碗柜里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站在灶房门口，没有进去，也没有坐下。

　　当天晚上吃完饭，王淑芬把那两包中药拿出来仔细看了一遍。包药的牛皮纸叠得齐整，红绳扎口的位置也打了双结，纸面上没有字迹，只在左下角用铅笔轻轻地标了一个“男”和一个“女”字。她把药包放在柜子顶上。窗外的路灯把光斜斜地投进来，落在柜子上。

　　初九那天早上，周远和秀兰走了。陆卫东送他们到公交站，秀兰拎着那个帆布提包，里面多了一个油纸包，是王淑芬早上塞进去的饺子。公交车来了，两人上了车，从车窗里朝他摆了摆手。车开走了，尾灯在灰白色的街尽头闪了两下，拐过弯，看不见了。陆卫东站在站牌下面，风从领口灌进去，他摸了摸外套口袋，烟不在口袋里，他才想起自己早上把烟放在了茶几上没有拿。他把手收回来，转身往回走。

　　初十那天，陆卫东去省厅上班。春节后的走廊里还残留着年味，有人还在互相道新年好，桌上摆着瓜子花生，搪瓷缸子里泡着新茶。他进了办公室，把年前积压的几份协查通报翻了一遍。他拉开抽屉，把那些卷宗压平，又把抽屉推回去，在椅背上靠了一会儿。窗外阳光照进来，在桌面上铺开一层薄薄的亮光。

　　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端着饭盒在食堂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他咬了一口馒头，嚼了几下咽下去，目光没有落在窗外的杨树上，而是停在不远处那棵已经死了一半、只剩顶端还零星挂着几片枯叶的刺槐上。他又咬了一口馒头，嚼得很慢。他想着这个时间点——1989年春天，那个邪教组织还没有起步，还没有发展出后来那些体系化的骗钱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步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陆卫东去找了顾德昌。顾德昌正在整理旧档案索引，见他进来，抬起头：“卫东，有事？”

　　“帮我查一下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的人员名单，还有那边近期有没有什么异常活动上报。”

　　顾德昌看了他一眼，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面上：“需要什么名义？”

　　“不用名义。先看看那边最近有没有异常记录。”

　　顾德昌没有追问

　　两天后，顾德昌叫来陆卫东，然后从身后的铁皮柜里抽出一本登记簿，翻了几页：“我找长春那边核查了一下，去年年底有一条记录，长春粮油公司保卫科报过一个情况——说他们在厂区发现有人散发传单，内容涉及所谓‘功法’和‘组织’，他们收缴了一批，但没有找到散发者。记录里附了一份传单样本，说是一个姓李的干的。”

　　陆卫东接过登记簿，翻到那一页。传单的复印件夹在登记簿里，上面的字迹是油印的。他看了几秒，把复印件夹回登记簿里，合上本子，放回桌上：“有报长春市局或者省厅处理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后续。当时长春那边没当回事，说是有人自己印着玩的，不是大事。”

　　陆卫东没有接话。他站在桌前，日光灯管的光落在桌面上，把摊开的登记簿页面照得发白。他看完了那几行字，然后合上本子，放回原处。“我过几天要出一趟差，去长春那边查个线索。”

　　顾德昌看了他一眼，把登记簿放回铁皮柜里：“好，我去办